(三)怎样看待汉语速记的民族形式?
    长期以来，速记界有个困惑难解的问题，在西方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速记应用普遍、广泛;我国使用方块汉字，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书写缓慢，按理说速记更有用武之地。但实际情况速记却应用不多，推广困难，学习也不容易，其中固有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不容否认的，也有个速记与汉语、汉字的关系、速记的民族形式问题，未能很好解决。
    速记是一门快速记录言语、转抄文字、表述思想的实用技术。索柯洛夫著的《苏联国家统一速记学的理论基础》一再指出，一种合理的速记方式，必须“采用普通书法的笔画”，“适合普通文字的书写习惯”，“照顾到普通文字的特点。”
    中国速记的发展，必然地要走向民族形式的道路。1953年《速记月报》为此开展了关于速记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唐亚伟指出:“由于中国文字体系与苏联不同，因而便产生了民族形式的争论问题。我们应该深人研讨，研究民族形式指的是什么?是符号的形状呢，还是语言的结构?”
    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与看法。
    一种意见是认为湖南速记的民族形式即是速记方案符形的民族化，因而主张采用汉字中合理的笔画作为新方案的符形基础。“中国有自己独立的文字系统。中国速记方法，必须与汉字的书写习惯密切结合起来，使速记符号的书写方法与汉字的书写方法趋于一致。”(阳春暄、赵匡仁:《中国速记的民族形式问题》)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速记的民族形式主要是指速记方式是否合乎本民族语言的结构与特性。“我认为民族形式应当指语言结构而不是符号形状。但必须指出，采用外国符号也不是完全照套的，是应该加以研究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考虑的。”‘李中平:《我对于速记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速记无所谓‘民族形式’不‘民族形式’，只要达到‘易学’、‘易写’、奉易译’就行了。因为速记研究是一种技术，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它。”(冯克勤:《我对速记民族形式的意见》)“讨论中国速记的民族形式问题目的何在呢?那就是为了要创制一个易学、易写、易译的，能够迅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速记方式出来。”(何蔚:《试论中国速记的民族形式》)“一个民族形式的速记方案，它与本民族语言的关系是最紧密的，所以对民族形式的速记方案的要求是:整个的符形配置、拼音规律，必须是为本民族最熟悉的。一个书写工具的应用，光靠基本符号是不能满足迅速书写的要求的，所以也必然产生一些规定的略法。这种略法的规定，必须与本民族的语言特性相结合，任何搬套外国速记的略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语言的特性。”(陆士龙:《我对中国速记民族形式的认识》)“照我们看来，所谓符合汉字的特性和结合汉字的书写方法这两项原则是应该分别来看待的。前者是绝对的、不可移易的;违背语言特性的速记法绝不能视为民族形式的速记方式。后者则只要求速记的笔画合乎日常的书写习惯，以便于学习和达到实用的目的，是不能看作绝对的条件的”，“写法毕竟只是写法，它不能够改变一种速记法的根本性质;而一种速记法的根本性质，是应该从速记法是否合乎语言特性来考虑的。”(《速记公司月报》编委会:<讨论速记民族形式问题小结》，见《长沙速记月报》1953年10月号)